現存轉載剪輯中，姆巴佩談論自己的迷因，字幕記錄他說「我想，那是一個中國獨裁者」，畫面配上毛澤東換臉圖。他沒有在這句話裡說出毛的名字。這是一段輕鬆訪問，卻帶出了嚴肅問題：我們應當維護領袖的神聖，還是檢視領袖對人民做過甚麼？
本頁的判斷是：毛澤東不僅建立了不受充分制約的權力，更對大規模政治迫害和災難負有重大責任。「獨裁者」描述權力的形態；鎮反、反右、饑荒與文革，顯示這種權力的代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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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靠傳聞堆砌一個惡人形象。
看命令、策略、制度，以及後果。
香港中文大學資料庫編輯說明所引公安部文件中的三年鎮反統計。這是處決記錄，不是全部非正常死亡。
鎮反研究追溯到按人口比例設定的處決安排。人的命運被放進中央與地方的數字管理：比例、指標、控制數字。
當處決的規模可以預先討論，
個人的罪與證據還剩多少位置？
毛也下令防止錯殺、收緊批准權。這說明他並非永遠只要求多殺；也說明中央有能力調節殺戮，不能把責任推成「全是地方失控」。
S09｜香港中文大學政治運動資料庫：編輯說明引述 1955 年公安部材料，列出三年運動處決 753,275 人。
S08｜左慈，〈試析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的處決比例問題〉，2020，頁 55–69：千分之一比例及其調整。比例並非所有地方始終一致、必須殺滿的固定公式。
S06｜毛的 1951 年 5 月指示，第 2–3 點：控制處決、死緩與批准權。不能宣稱每一位被處決者均已被本研究證明無辜。
官方黨史所述被劃為右派人數。這是政治分類與迫害規模，不能改寫成死亡人數。
1957 年 5 月 15 日，毛的〈事情正在起變化〉已提出讓右派繼續暴露，利用其攻勢爭取中間群眾。批評不再只是政策意見，而成為辨認敵人的材料。
鼓勵開口，再懲罰開口的人。
這是對信任的政治背叛。
這份文字足以證明當時的策略。它不能單獨證明百花運動從最初一天起就已完全預謀；嚴厲的批判，不需要超出證據。
S04｜毛，〈事情正在起變化〉，1957-05-15：讓右派攻勢達到高潮、利用其暴露的段落。
S05｜官方反右運動史：五十五萬多人被劃為右派，並承認嚴重擴大化。
S33｜1957 年勞教決定：列明某些不追究刑事責任者仍可被行政批准收容改造。這裡討論的是歷史制度。
主要研究支持的災難量級。不同估計的時段、定義與方法不一，不能選最高數字再稱為公認下限。
產量浮誇、徵糧與分配制度，使政治目標變成家庭餐桌上的災難。研究顯示，生產能力較高的地區，也可能因僵硬的徵購安排承受更嚴重的死亡。
最致命的權力，
會讓揭露錯誤的人先付出代價。
彭德懷 1959 年的信仍肯定部分成績，同時提出問題。追問廬山之後的政治清算，是為了回答：當警訊出現，誰阻礙了糾錯？「下面騙了他」不足以免除最高領導人的責任。
S11｜Meng、Qian、Yared，2014 年作者版本：徵購政策與地區死亡差異。引言中的 1,650–4,500 萬是既有文獻範圍，不是該文的新估計或信賴區間。
S10｜Smil，BMJ，1999：約三千萬的估計與人為因素。自然災害可能加劇困難，不能因此抹去制度原因。
S22｜彭德懷回憶錄附錄：1959-07-14 信件，印頁 510–520。不能把少出生人口算成已死者，也不能把所有超額死亡一概稱為逐案證實的蓄意謀殺。
Walder 對 1966–1971 年的研究估計；研究涵蓋時段不等於文革完整十年，也不是逐人清點的名冊。
把文革講成學生打砸、四人幫胡鬧，會遮住當局鎮壓的重大作用，也會模糊毛的發動與領導責任。
領袖不能享有革命的全部榮耀，
卻把迫害的責任留給追隨者。
卞仲耘在校園被打死；劉少奇遭迫害、監禁後去世。連中共 1981 年歷史決議，也承認毛對文革負有主要責任。受害者的名字，比領袖的神話更值得被記住。
S14｜Walder，〈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, 1966–1971〉：2,213 個縣市地方志資料與估計。不得與相互重疊的其他文革估計相加。
S18｜王友琴，卞仲耘個案；S34｜劉少奇官方生平。不能因此虛構毛逐一簽署每個受害者的死亡命令。
S01｜1981 年歷史決議，第 19–22 節：承認毛的主要責任，同時仍維護其整體功績；這是政治自我評估，不是獨立司法判決。
文革不只有造反者的暴力。
「恢復秩序」也可能帶來迫害。
來源：Walder，表 2，印頁 521。1966–1971 年已編碼事件，合計 176,226 筆死亡記錄。這不是全國總死亡數；圖中比例也不是全國精確責任分布。
不需要拼出一個最大的死亡總數，才能說明暴政。處決指標、政治懲罰、糾錯失靈與受害者經歷，本身就足夠沉重。
我們拒絕用未核實的私生活傳聞、失去語境的名言，或任意相加的數字，取代這些證據。批判謊言，也應對自己的論證負責。
一個時代的成果，不能直接登記在最高領袖名下。先查貢獻，再談評價。
中國大規模正面作戰的主要承擔者是國民政府軍隊；不能把中國軍民與盟國的勝利，濃縮成毛個人的功勞。共軍也有實際抗日作戰，這同樣不應抹去。真正要查的是：毛的指揮貢獻有多少，保存與擴張黨軍又如何影響抗戰？他在 1938 年明確主張獨立自主，並以擴軍後再通報為例；這能證明擴權目標，不能單獨證明每次擴軍都在破壞抗戰。美國陸軍戰史 · 日方檔案研究 · 毛的戰時主張 ↗
改善是需要承認的歷史現象；把改善歸給毛個人，則是另一個需要證明的因果命題。所引研究分析的是教育與公共衛生等因素，涵蓋 1950–1980 年，甚至包括毛去世後數年。它不能把教師、醫護、人民與制度的共同成果全部歸功於毛，更不能證明他的整套政治路線是這些進步不可或缺的條件。研究與其範圍 ↗
地方施暴者有自己的責任；最高領導者也有制定路線、發動運動與壓制糾錯的責任。兩者可以同時成立。不能把每次殺戮都說成毛逐名指示，也不能因為有下屬參與，就讓發動者消失。1981 年決議 ↗
精確總數的不確定，不等於災難不存在。不同研究需要比較時段、人口、定義與方法；不是把不同數字相加，也不是用差異抹掉已有證據支持的大規模死亡。饑荒研究 ↗
領袖不是人民的化身。被錯劃、被監禁、被打死、被迫挨餓的人，同樣是中國人。把對領袖的批評等同對人民的侮辱，恰恰再次讓受害者失去位置。
我們對毛澤東的判斷是嚴厲的：他對大規模政治迫害、致命政策與壓制糾錯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。這些罪惡，不能被「時代局限」四個字輕輕帶過。
《讓子彈飛》留下的問題，仍然值得追問：推翻黃四郎之後，如何不再產生另一個黃四郎？答案不能只是相信下一位領袖。必須讓權力受到約束，讓人民能夠說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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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截止：2026 年 10 月 29 日。本頁是以已整理史料為基礎的調查評論。原始文件、學術推估與本頁的道德判斷，各有不同性質。姆巴佩材料為轉載剪輯及字幕核對，未取得未剪輯母帶；電影角色的對應是影評解讀，並非經導演證實的歷史密碼。